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o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o～73o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o.5-o.8、厚o.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

》：“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

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

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宋人《爱日斋丛钞

》记载“南齐废帝好鬼，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

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

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

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

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

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